2026-09-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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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 4 月，知危编辑部曾就 “ 起点收入 ” 话题与经济与人口学者黄文政进行过一次深度专访。 在那次对话中，黄文政详细阐述了其核心观点：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就业市场，“ 工作不是人的全部价值所在 ”，社会需要通过新的分配机制来消除人们对 “ 没工作 ” 的恐惧。 他将这套构想称为 “ 起点收入 ”，即给每个人发钱。 其逻辑不是低保的兜底思路，而是认为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股东，理应获得分红。 专访发出后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实际上黄文政关于起点收入的系统思考最早可追溯到 2020 年，当时他已完成一篇完整的论文，但因认为想法尚不成熟而未公开发表。此次黄文政博士向我们投稿这篇修改后的文稿，希望为读者呈现这一构想更完整的理论框架。 需要说明的是，这篇文章反映的是黄文政截至 2020 年 5 月的思考，不包含他后期更完整的推演，但已加入对近年生育率与 AI 迅猛发展的因素考量，本次刊发的版本有所删调，大部分均维持原文不变。 文章提出的 “ 全民起点收入机制 ” 与翟东升教授后来推广的 “ 未来起点收入方案 ” 在底层逻辑上有所不同——前者更偏向思想实验层面的机制探讨，后者则是一套更具体的政策方案。 此外， 知危要强调的是，本文讨论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，而非具体的政策建议 。正如黄文政在文中所言，希望读者将其视为 “ 有关社会未来演化路径的思想实验 ”，而非某种顶层设计。 以下为黄文政博士的《给人人发钱并不荒谬——全民起点收入的概念和意义》全文，仅代表黄文政博士个人观点，也欢迎观众们留言交流。 给所有人无条件发钱被称为基本收入制度。其主要特征是普惠性，即所有成员都有份，且每人所得金额原则上相同。该想法 16 世纪就有人提出，近年在某些国家有小范围试验，但其理念并未普及。2016 年，瑞士公投就否决了基本收入制度，而美国民主党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发放基本收入的参选诉求，也未获选民普遍认可。 对基本收入制度的担忧包括：钱从哪里来，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，是否会加重税负？是否鼓励懒惰，影响企业招工？是否会减缓技术进步并拖累经济增长？针对这些问题，本文提出一种类似于基本收入制度，但在实现和理念上有所不同的机制。 最初的触发问题是：在人工智能不断取代人类工作的前景下，人口规模效应是否依然有效，以及经济活动对人类文明的终极意义何在？ 我与很多学者、企业家和政府人士私下探讨过这一想法并获得了高度认可。公共平台上，在 2018 年 3 月 23 日接受搜狐财经采访以及之后的一些采访和文字中简述过其要点。在此，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翟东升教授将这一概念广为推广。不过，相比于翟教授建议的非常具体的方案，我最初提出起点收入更像一个思想试验，也因此侧重点和很多基本思路还是有所不同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单独发布。 我们将本文的设想称为 “ 全民起点收入机制 ”，以区别于 “ 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”。这里 “ 起点 ” 指每个国民，也指整个社会的起点。该设想的技术前提是货币数字化，即每个国民在支付平台上都拥有一个户头，未成年人的户头由父母或监护人支配。 中国开发的数字货币体系或可成为其初始演化平台。全民起点收入机制保留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普惠性，但有两个关键不同。 一是通过支付平台实时派发。如果将支付平台视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信用体系，这相当于将收入分配嵌入货币发行环节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求任何一笔交易的增值按比例自动派发到每位国民的户头。 假设 “ 派发比例 ” 是 6%，销售一台电脑的增值是 2000 个货币单元，那么销售者获得其中的 94%，剩余的 6%，即 120 个货币单元在交易结算时将被分割成 14 亿份自动汇入全国每个人的户头。如果所有交易的增值都按相同的比例派发给全民，那相当于全国增加值即 GDP 的 6% 派发给全民作为起点收入。 二是派发比例与就业市场动态挂钩，而非固定。前面 6% 的派发比例只是解释概念使用的假象数字。在货币数字化前提下，平台可实时记录所有人的工资收入以反映就业市场形势，实时调整起点收入的派发比例。 如果就业市场工资走低，那说明劳动力供大于求，系统将逐步上调派发比例，让更多人退出就业市场。反之，如果就业市场工资走高，那说明劳动力供小于求，系统将逐步下调派发比例，让更多人进入就业市场 。实行之初，派发比例可从零开始逐步上调，直到整体工资开始显著上涨，之后则随整体工资变化实时调整。 作为再分配的财富，全民起点收入与增值税有相似之处，但其使用支配权属于每个国民，不属于权力机构，而且再分配过程由市场决定，而非由特定机构主导。在实施中，起点收入机制应从经济活动的增量切入，比如只适用于数字货币平台上的交易，这样可降低对现有体系的冲击。 对于经济活动存量，全民起点收入机制原则上应该是替代部分税务功能，而不是给市场主体增加额外的税负 。此外，前面提到